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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博物馆化一直是博物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 博物馆展览设计人员始终以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认为确定合理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陈列体系，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基础；正确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博物馆文化特征的设计方式，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重要内部合作机制。12年5月， 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了重要素材。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大量的俄侨涌入哈尔滨。虽然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谓的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的庇护下，俄侨具有诸多的特权，但方政权也有许多力不能及之处。受早期俄罗斯公民社会思想的影响，哈尔滨的俄侨成立了诸多的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这为其民间治理功能的发挥了空间。在哈俄侨非营利组织民间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协调、与沟通、社会服务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这些民间治理经验对其后的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生土建筑是早于木结构建筑的独特的建筑形态，在豫西古代地坑院分布区域发现的清代土工营造尺，其独特的构造与刻度单元及其在地坑院建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研究古代黄河中游文明的发展与古代建筑史、艺术史、科技史了丰富的信息，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我国史前文化中出有一种扁长方体、一面有剖面为U形的凹槽石器，国内学者对其功能尚无深入讨论。类似的器物在北美、欧亚大陆及其附属岛屿和非洲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北美学者依据民族学调查和实验考古研究，将其定名为"箭杆整直器"，即加热后磨擦使箭杆端直。据此推断，我国所出此类器物至少有一部分也是箭杆整直器。济南大辛庄遗址是一座自商代前期后段至商代后期的大型文化遗址。该遗址包含典型的商文化和传统的岳石文化两种因素。自商代早期后段商夷联盟解体后，大辛庄一带始终是商族和东夷族政治、事活动频繁，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深刻的重要地带。大辛庄一带极有可能为商朝经略东方地区的重要事基地。本文通过对212年度周原遗址姚西居址HH4中出土的鹿角原料、鹿角镞半成品、成品的和使用痕迹仔细观察、实验操作，并结合动物骨骼鉴定、测量，着重分析了周原姚西居址鹿角镞的工艺，包括选料取材、原料、制坯成形等阶段的技术方法、流程以及工具等，初步总结了鹿角镞工艺的三大工序，原料的三个步骤，半成品至成品的七个步骤。通过从动物骨骼角度和灰坑堆积状况两方面的论证，初步认为HH4尚不具备专业生产鹿角镞作坊的条件，可能为一般的废弃堆积坑。而且，这批 关联性的、能够反映鹿角镞整个流程的角料遗存，因数量太少，尚不具备一定规模，缺乏专门化生产的条件。因而，仅能代表周原姚西居址HH4中存在着鹿角镞的活动，且该活动更有可能是家庭式自给自足，而非专门给整个聚落或流向聚落外部的鹿角镞生产活动。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先秦史籍，对于研究东周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该篇记载了不少有关宋国的史事，可与传世文献对照，如《左传》等文献将宋人截杀申舟的原因归于不道于宋，是楚人理亏，《系年》则明确记载申舟曾路于宋，申舟被杀源于数年前与宋国君臣的积怨；华元弭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但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后世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存有怀疑，《系年》原原本本记录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印证了《左传》记载的可靠性；《系年》还记录了许多战国时代宋国的史事，可以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殷周金文集成》11914号距末上的两字，以往学者在字形释读上有误，通过观察的照片，这两个字应当释作"圣守"，"圣"字可以通作"亭"，那么"圣守"就应读作"亭守"，按照器物命名惯例，这件器物当改称作"圣守"距末或"亭守"距末。《文物》211年第9期刊布的一件楚国铜矛，发表者未能正确释读出器主名，只能释读作"竞□"。然而从发表的图片可知，器主的名字当是从"力"从"又"从"畏"声的一个字。典籍中"竞"可以通作"景"，"畏"可以通作"翠"，因此，这件铜戈的器主乃是战国有名的楚国将"景翠"，这件铜戈当改称为"景翠矛"。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